我与净慧法师最初认识是从给《法音》投稿开始的，那时我对佛教还认识不深，没有想到我这个后学写的几篇论文都被法师采用了。后来我到北京见到了净慧法师，并与法师一块吃饭，法师就我的一些观点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他的平易近人的精神，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就出版《安士全书白话解》与法师交换了一些意见，法师曾邀请我到柏林寺去。总之，法师这种无私扶助后学的精神确实是很少见的。
净慧法师是我国当代禅宗大德最令我敬佩的。他多年来所提倡的“生活禅”，其所独创的“生活禅夏令营”从1993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实为中国禅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禅宗弘法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年来，国内外佛教界都在为佛教的契理契机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本文则就净慧法师的“生活禅”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以就教于诸方大德。
一、“禅”本来就不能离开生活
净慧法师在第九届生活禅夏令营（2001年7月20日）开营式上讲话时说：
“生活禅”的目的是要实现“禅生活”。从生活禅到禅生活其中所要落实的理念，就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大乘佛教的悲智二门，就是指救度众生之慈悲与求证菩提之智慧。此二者之中，智慧属于自利，慈悲属于利他。若配以人之两手，则悲为左手，智为右手，悲智具足，两手齐全，缺一不可。“觉悟人生”，自觉觉他；“奉献人生”，自度度他。学佛而能以般若智慧求觉悟（菩提），即是从“生活禅”进入“禅生活”的过程；学佛而能以慈悲精神度众生，即从禅生活回到生活禅的过程。觉悟人生即是观照在当下破除烦恼；奉献人生即是发心在当下成就众生。
人间佛教的思想，通过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加以落实，以达到生活禅、禅生活的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透过生活禅，贯彻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宗旨，将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人间、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当下，上契佛陀圆满大觉之本怀，下契当前人类精神需求之时机，并以之回应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时代命题，就是我们提倡生活禅的初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净慧法师所提倡的“生活禅”就是要我们把“禅”与生活打成一片，并非离开生活之外另外有佛可求，有禅可参。怎么实行“禅生活”呢？就是净慧法师所说的“落实在当下”。净慧法师说：
在行住坐卧中，能够时时观照当下，使自己的心与佛相应，与法相应，与戒相应，我们当下便是身居乐土。这种觉性形之于语言，必然是清净语、慈爱语、柔软语，由此而达致口业清净；这种觉性见之于行动，必然是慈悲、道德、奉献，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由此而达致身业的清净；这种觉悟能使我们自己的心地保持灵明不昧，照破内在的贪嗔痴三毒，养成慈悲喜舍的心态，成就觉悟、奉献的精神，由此而达致意业的清净。
净慧法师所说的道理就是《金刚经》反复说明降伏自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当前信众最多的净土法门所主张的念佛与参禅并非有两样，念佛即是降伏自心的方法，人不念佛，则念贪嗔痴。如果在生活中起心动念处观照自己，那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样观心，念佛才是真正的念佛。如果不能观察自己的当下一念，每天即使念数万句佛号也没有作用。许多修行者，没有从根本着手，即是指此。从根本上着手，即是从“观心”入手。有些人念佛很精进，数万，甚至百万，确实下了功夫，但一停下念佛，他的习性仍旧没有改，起心动念，仍旧是贪嗔痴。那么他念佛虽然念得很辛苦，实际上很难真实受用。《维摩经》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要使自己起心动念都是佛心，那就是实行“禅生活”。在生活中参禅，就是在生活中学佛。记住印光大师曾说学佛从“克尽人道”修起。怎么“克尽人道”，那就是从日常生活中修行。《金刚经》不是一开头就说佛陀托钵乞食吗？这就告诉我们，修行并不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十六个字就概括了修行的方法。
中国禅宗是佛教契理契机的产物，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禅宗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哲学。禅宗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到六祖慧能后形成五家七宗，蔚为大观。六祖的《坛经》也是在中国佛教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六祖慧能说，东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哪里？提出了只要心净，此处就是净土，不必另求一个净土。这种即身是佛，即身成佛，实际上就是不离开现实去追求人生的解脱。韩愈虽然写了《原道》和《谏迎佛骨表》严厉地批判佛教，但是他后来被贬后，与大颠禅师交往，有后悔之意。可能是禅宗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二、“生活禅”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真正体现
佛教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释迦牟尼是在人间成佛的，未来弥勒佛也将在人间成佛。离开了现实世界，没有佛可成。《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自心清净即是佛，心外无佛。大乘佛教的六度，即是不离开现实世界而求解脱，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都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去完善自己，从而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近代以来，大乘佛教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一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使佛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当代中国佛教继承了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使佛教更加贴近现实。作为中国信众最多的净土宗根据“人间佛教”的思想，提出了“人间净土”的思想。净慧法师创办“生活禅夏令营”，提出“奉献人生、觉悟人生”的宗旨，也即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真正体现。净慧法师说：
我从1991年开始在不少场合说过，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史，从适应不同时空环境、契理契机地推动佛教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期间有三位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值得我们中国佛教徒永远怀念，他们是两晋之交的道安大师，盛唐时期的慧能大师，近现代佛门泰斗太虚大师。正是以这些大师级人物为代表的历代高僧大德，以其高深的智慧和无畏的胆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高潮迭起，为中华民族的总体发展，为佛教慧命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净慧法师经常谈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说：
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僧俗大德将佛教逐步推向现代化的洪流，强调“人间佛教”的理念，指明佛教在当今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目前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及所有关心佛教命运的人还在不断地致力于佛教现代化的工作。“人间佛教”的理念是佛教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想。我们提出“生活禅”、举办“生活禅夏令营”，围绕“人间佛教”的理念，旨在探索佛教在现代生活环境中实践的方法以及与社会沟通适应的方式。
“生活禅”所体现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理念就是净慧法师概括的：
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
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这四句话可以说概括了大乘佛教的精神，概括到一点就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集中地体现“人间佛教”的精神。正如净慧法师所说：
觉悟人生就是智慧的体现，奉献人生就是慈悲的体现。我们既具有高度的智慧，又能有广大的慈悲心，奉献精神，那我们就能在当今时代把佛法的精神、佛法的形象很好地树立起来。如果我们每个佛教徒都能成为积极向上、积极奉献的人，那我们在社会上就不会受到人家的讥嫌，就不会被说成是消极厌世。所以说，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八个字看起来很平实，做起来却非常不容易。我们拈出这八个字，一方面作为我们自己的座右铭，也希望认同生活禅的人都以此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希望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本着“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精神去生活、去工作、去修行。
三、“道”不离开生活中的“我”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论语》颜渊篇）这是告诫学生“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是我们心中所觉察的那一念，关键是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很快开发它。佛陀也反复强调，佛就在我们心中，心外无佛可得。否认人的命运由外力（神）来主宰，人的命运由因果业力的反映，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圣人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心中本有的潜能（仁或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脱境地。净慧法师有关“生活禅”的系列开示都强调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禅，平常心就是“道”，他说：
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禅意和禅机，所谓“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但大多数人由于自我封闭，意识不到他本身具有体验禅的潜能，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
禅就在我们面前，但是若不是有心人，他永远也不能发现，看看我们历代祖师是如何传灯的，就知道“道”不远求，“道”就在生活中。
释迦牟尼灵山一会拈花示众，独有迦叶微笑心领神会，从而成为西天禅宗第一祖，后来传到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传道，成为中国禅宗第一祖。达摩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魏，到处以禅法教人。
达摩到金陵（今南京）时和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的最古文献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它便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了。
从这则公案，我们可以看出，道是无相无我而空的，若执象去求功德，反而没有功德。正像弘一大师所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由于梁武帝不明白真正的功德，达摩离开他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有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并亲近和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真诚，传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器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
慧可（487～593）我国禅宗二祖。南北朝之僧。河南洛阳人，俗姓姬。初名神光，又作僧可。幼时于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出家，于永穆寺受具足戒。早年周游听讲，参禅冥想，精研孔老之学与玄理。北魏正光元年（520），参谒达磨祖师于嵩山少林寺，从学六年。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载，师访达磨时，终夜立于雪中，至天明仍不许入室，师乃以刀自断左臂，表求道之至诚。达摩见机已来，呼他入内问他求什么法，慧可说：“求安心。”达摩说：“你把心拿给我，我给你安心。”慧可顿时于言下大彻大悟，达磨乃付予大法，并传衣钵。
从慧可断臂求法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觅心了不可得，道就在我们当下这一念，所以“道”不远人，禅宗正是这样教育人的。若心外求法，则反而去“道”万里。所以，净慧法师说不离开现实生活而去觉悟自己也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并非我们去断臂亦能得法，离开具体的时间和环境，这则公案就不起作用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真正觉悟人生，就应该在奉献中去觉悟，在无我中去觉悟。
慧可又曾用诗句来表达他的禅学见解，他答向居士的函问说：“本迷摩尼是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涅??)？”这是用简明理路表达出来的禅意。达摩“理入”的根本意义在于深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归真，就是凡圣等一的境界。慧可继承这个思想，指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义理，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
慧可著名的弟子僧璨是禅宗第三祖。房?的《僧璨碑文》，记僧璨请慧可为他忏悔。慧可说:“将汝罪来，与汝忏悔。”僧璨觅罪不得。慧可就说: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僧璨身患风疾，初见慧可时，可问曰：“你是个大风患人，见我会有什么好处？”璨答：“我身虽患风疾，但‘患人心与和上心无别’。”于是深得慧可赞赏。
从僧璨求忏悔之法来看，与慧可的求安心法异曲同工。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都是不要离开内心而去求法，“道”就在我们心中。这和后来六祖慧能答五祖弘忍的“?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极为相似；同时两人都先以白衣身得法而后出家受戒，也极体现出达磨禅法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生活中得道的特色。
僧璨得法受具后，随侍慧可数年，风疾痊愈，唯发不复黑，时人称为‘赤头璨’。579年，北周渐复佛教，可回邺都，璨仍隐居于皖公山与司空山。592年，十三岁的沙弥道信见僧璨。《景德传灯录》关于两人问答的话记载如下：（道信）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僧璨）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乎？”信于言下大悟。这段问答精神，和慧可乞安心，僧璨乞忏悔也是一脉相通的。
中国禅宗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其门徒都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到了道信、弘忍时代，禅风一变。道信于唐?武德（618）初入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会众多至五百。后来弘忍移居东山，又二十余年，徒众多至七百人，这两代禅徒都定居一处，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等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禅就在生活之中，行住坐卧，吃饭屙屎都是禅。因为禅不离开生活，后来马祖、百丈等于深山幽谷建立丛林，实行农禅并举的禅修模式，禅由此时也就真正变成“生活禅”。
实际上，禅从来就不离开现实生活，从达摩祖师传慧可，从慧可传僧璨，从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从弘忍到六祖慧能，其一脉相承就是要敢于当下承当，心即是“道”，“道”不远人，若心外求“道”，则“道”不可得。于此也可见“生活禅”的真正含义了。我们就用净慧法师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生活中的禅是如此灵动和现成，自然界又何尝不是呢？如果满天星斗不是禅，释迦牟尼佛就不可能因睹明星而觉悟成佛；如果潺潺流水不是禅，洞山良介禅师就不可能因过小溪睹水中影而打破疑团；如果郁郁黄花不是禅，灵云禅师也不可能因见桃花而开悟。大自然到处都呈现着禅的空灵与恬静，悠远与超越，真实与现成，所以陶渊明能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绝唱，苏东坡能留下“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禅苑清音。
如果我们从生活中找回禅的精神，让生活与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我们的生活便如诗如画，恬适安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