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豆瓣“永恒的女性故事”小组刷到一个女孩发帖推荐母亲的自传。
在帖子里，她用165个字概括了母亲的人生，其中涵盖诸多元素：家暴、先婚后爱、单身育儿、中年被骗、老年独居……我瞬间入了坑，一口气追平了更新进度。
在这部名为《谷底不黑》的自传中，我看到了一度困于家务的女孩对独立的渴望，也看到了独立后努力打拼的女人在婚姻和育儿中的挣扎。相比于那些虚构的大女主叙事，这个真实故事并不畅快。女主角屡屡践行女性主义却不自知，始终无法实现100%的出走，而且有着固守传统的一面。但我认为，这恰是现实中许许多多正在觉醒的女性的处境。
《谷底不黑》完结的次月，我前往山东日照，拜访了它的女主角——60岁的晓虹。她的小城独居生活确实闲适，但也没有读到的那么美好，对于失去的巨额财产，以及她认为一并失去了的“证明自己的机会”，她仍有深深的不甘。
我也和晓虹的女儿瞳瞳聊了几次。借着这次写作，她终于了解了母亲成为母亲前的经历，也得知了有她参与的这27年里，母亲对多少重大事件做过“善意”的隐瞒。由此，她开始重新看待母亲的种种“错误”决定。
“您干嘛不自己写呢？”
瞳瞳听母亲念叨过很多次，如果把她的人生写出来，都能拍个电影了。
在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之前，瞳瞳并没有把母亲的话当真。她不知道，母亲在四十几岁时，曾一度以为这个愿望就要被实现了。当时她们的一位邻居在某知名导演手下工作，打算以晓虹为原型创作剧本。可惜，剧本最终没有完成。
后来瞳瞳步入社会，结交的人多了，愈发意识到母亲的人生并不平凡。当母亲再度提起自己的愿望，她便提议：“您干嘛不自己写呢？”
晓虹总是推脱：自己哪有那种文笔？上学时，她一直是理科好、文科差，数理化单科最低也有七八十，但语英政加起来都不过百。她读书很慢，必须朗读或默念，甚至用手指逐字指着，才勉强读进去。高考落榜后的40年间，她几乎再没读过书。
她想，自己这样的人写自传，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瞳瞳不这么认为。有次，她和朋友提起此事，朋友向她推荐了《秋园》。《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奶奶也是五十几岁才开始写作，过去也是个普通人，从未做过文字工作。朋友对瞳瞳说：“你回去读读，让你妈妈也读读，（就会知道）她可以的。”
2023年1月，瞳瞳找母亲过年，把这本书带了过去。她问母亲：“她行，您怎么就不行？”接着，她给母亲念了这本书的前几页。“您看看，是不是语言挺质朴的？有很华丽的写作技巧吗？也没有吧。”
晓虹仍很犹豫。瞳瞳没有放弃，她坚信母亲是想写的，受过很多委屈的人，会有强烈的倾诉欲。
瞳瞳给母亲“打了三个多小时的鸡血”。最终触动晓虹的是《秋园》自序里的一句话：“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她想，自己未来也会面对这种境况。人死了，骨头也变成灰了，但写的东西会留下来，读的人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出现过。
于是，女儿返工后的某个上午，晓虹坐在客厅的餐桌旁，在手机的备忘录里一点点打出自传的开头。
不受欢迎的孩子
“中国困难时期即将结束的6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听起来像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但我好像不是这个家庭欢迎的孩子，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表扬，虽然家里的很多家务事都是我来做的……有段时间我觉得不挨打、挨骂，天都黑不了……”
故事从晓虹5岁讲起，那年她离开山东老家，去北京和父亲同住了8个月。那是她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相处，他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师，每半年探亲一次，因此晓虹对他印象不深，还闹出过“把爸爸认成叔叔”的笑话。
晓虹一到北京，父亲就什么都不干了，打水打饭、扫地拖地、甚至倒尿盆，都是她。当时的她还是个小不点，打水时，提着提手，暖壶会拖地，握着侧面的把手，开水又会洒出来。不过，她很快适应了父亲安排的角色。
那8个月是她被劳作困住的起点。从那之后，她承担了家里的大多数活：7岁，在寒冬里洗衣服，手冻得没知觉，却被父亲反复要求返工；8岁，开始负责全家的饭菜，第一次剁韭菜馅，因为剁得太碎被母亲痛骂；11岁，午饭时把襁褓中的弟弟带出去哄，回来发现父母没给她留一口菜；17岁，全家从校内搬到校外，“搬运工”只有她和父亲，她的脚趾被木箱砸中，鲜血直流……
相比之下，妹妹成年前只做过有限的家务，弟弟则像个“小皇帝”。家里订的牛奶都是他和父亲的，每天早上有人掐着时间帮他把饼干泡在牛奶里，他起床磨蹭了，还要呵斥：“奶都让饼干吃了，我吃什么？”
除了身体的劳累，晓虹还要面对心理的失衡。挨最多打的是她，得最少表扬的也是她。弟弟因为性别被偏爱，妹妹因为成绩被偏爱，而她几乎感受不到爱。
她很早就觉察到自己的优先级排在后面：妹妹出生前，她是和母亲睡的，有了妹妹，她就得和姥姥睡了。姥姥抽烟，床头还挂了幅暗色调的大胡子外国人的画像，她又呛又怕，只好把自己一直蒙在被子里。妹妹六七个月大时，长辈觉得无法再兼顾两个孩子，就把两岁半的晓虹送进了两周回一次家的全托。
这似乎为她后来的行为模式埋下了伏笔。学生时代，为了讨好父母，做家务时，她常常比要求的做得更多。家务挤占了学习时间，本就一般的成绩不见起色，距离父母的肯定也更远了。付出了这么多，挨打时更觉委屈，“咬牙切齿地看着，眼睛含着泪，就不哭出声来”，父亲看她不服气，便下手更狠。
她走入了死循环。
高中时，晓虹有了离开这个家的想法。“只要自己可以出去挣钱了”，就有希望。
1980年高考，她落榜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她干了两个月临时工，之后凭借自己的理科积累，考上了高校的实验员岗位，得到了一份操作离心机的工作。
那份工作的工资是每月32块。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父亲就要求她给家里交钱：“如果结婚不用家里出钱，就每个月交15块钱的伙食费；如果结婚由家里操办，就交30块钱，包括过年做衣服也由家里管。”她揣摩父亲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交30块”，为了不惹他生气，她选择了每月只留两块钱。
不过，这钱只交了一年。一次，她和弟弟闹别扭，弟弟学着父亲的口吻怼她：“看不惯就别看，不愿在这个家就滚。”她问父母，弟弟有权利让她滚吗？父亲说，有。她心一横，找个借口申请了宿舍。
几个月后宿舍批下来，本来气已消了，但弟弟又对她说了同样的话。于是，20岁的一个深夜，晓虹哭着离开了家。
只能通过结婚离开
22岁那年，晓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公派留学日本的研究生，犹豫着要不要和对方接触。
那两年，她虽然住在宿舍，但实验室的领导认识父亲，专门敲打过她要“经常回家看看”。为了保住工作，她只好偶尔回去。家里只有姥姥欢迎她，其他人都不冷不热，有时连饭都不留她吃。她想，如果和这位研究生合得来，去了日本，就离家更远了。
身在异国的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几个月。男人在第一封信里就谈起他的计划——在半年后的假期回国和晓虹结婚。
找个知识分子成家，当时的晓虹是满意的。从小生长在高校，身边都是有学问的人，自己却学业平平，总被父母贬低，因此对这种“学习好的人”，她不自觉地戴上了崇拜的滤镜。“如果他不挑剔我，我有什么挑剔他的呢？所以如果不成，那肯定是他不满意我，他只要没问题，我就不会有问题。”
然而，当两人终于见面，情况却和她的设想相反：男人似乎很喜欢她，对她没有任何不满，她对男人的印象却不太好。他长得和照片有不小的差距，吃东西时还总发出吧唧嘴和牙齿碰撞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见面第一晚，他不经同意就在路上对她拥抱亲吻，哪怕她说“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他还是用力搂着她走。
后来晓虹才明白，这不是适不适应的问题，她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但在当时，没人支持她对这种异样多作思考。最要好的同事笑她老古董：“可能你们没有时间谈恋爱，只能加快进程，人家是奔着结婚去的，又不是耍流氓，人家没错。”
最终迫使她接受这段婚姻的是父亲。面对她“不想结婚”的告白，父亲的反应是：“这事弄得满城风雨……人言可畏啊，以后你还结不结婚了？”那时正在重映60年代的老电影《李双双》，主角夫妻先婚后爱，父亲对她说，你也可以。
就这样，在见面的第4天，晓虹和这位准博士领了结婚证。
她用朋友借的几百块飞到日本，一边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一边努力地学日语、打工。80年代的日本正处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她打工一周的收入就够还朋友钱了。很快，她便像第一次离家那样，再度实现了经济独立。
但对丈夫的抵触情绪始终都在。她愈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真的不能凑合”。
在日本时，晓虹为一次学术交流做翻译
次年她回国探亲，默默决定不再返回日本，和丈夫分开生活。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学业，她准备等他博士毕业再提离婚。
又是父亲改变了她的决定。当时她正在给丈夫写信，说自己会暂时留在国内，父亲在另一个房间说了几句，她没听清，被父亲冲过来狠狠打了一巴掌，连人带椅翻倒在地。这一巴掌，使她把写到一半的信撕掉，重新写了一封，说自己会很快买机票回去。
为了离开这个家，她又回到了和丈夫的家。
我问她：“当时有没有想过第三种选择呢？”她反问我：“哪有？哪有第三种选择？”
那个年代，她能想到的离开家的方式，一是工作，二是结婚。她之前的工作就在全家待了数十年的高校里，那时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干一辈子的，她无法通过工作离开家，只能通过结婚离开。
此前，早有朋友劝她通过生育来调节夫妻关系，到时会放很多精力在孩子身上，就没时间和丈夫吵了。她总觉得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再做考虑。婚后第3年，“给自己的后盾”似乎足够厚了，她和丈夫开始试孕，好消息却迟迟不来。
半年后，丈夫查出不育。晓虹很喜欢孩子，这个消息令她备受打击，“但也给了我一个理由不跟他凑合了”。
她后来得知，前夫再婚后有了孩子，他并非完全不能生育，只是概率很低。我感慨道，如果当时知道是这种情况，她会怎样选择呢？她想了想，可能会再凑合几年，但最终还是会分开吧。
结束第一段婚姻的晓虹，和朋友合租在4.5贴榻榻米（约7.3平米）的房间
“他肯定打不死我”
1993年初秋，晓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当时她回国办事，在北京开往山东的火车上，与同车厢的男乘客一见钟情。男人比她小7岁，长相酷似日本当红演员加势大周。两人很快确认关系，在认识的第5个月结了婚。
婚后，男人变得陌生起来。原本温和的人，常常莫名地发火、摔门而出。和晓虹去到日本，只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躺平了，晓虹提出教他日语，他也不学。
他们很快有了孩子。晓虹生产那天，原本他是在产房里陪产的，后来因为晓虹情况不好，需要急救，护士就请他出去。晓虹死里逃生后，却发现他不在医院。第二天晓虹问他：“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死是活吗？”等来的是一句漫不经心的“你死不了”。多年后她才得知，他说那晚回家了是谎话，真相是，他在游戏厅玩了一夜。
晓虹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暴力行为，女人、孩子他都打。在她的自传里，仅儿子男男出生的第一年，就有至少4段这样的记录——
“出生第10天夜里，男男醒了……我赶快去外屋冲奶粉，还没冲好，突然哭声就没了。我跑过去，看到他歪坐在孩子旁边，一只大手捂住了孩子……趴在孩子耳边大声喊着：‘哭，我让你哭’。我跑过去一脚把他踹到一边，大声说：‘你有本事摔死他！’他居然真的双手把孩子举过来头……”
“一天早上，正准备给孩子洗澡，刚把男男脱光放进澡盆，他推开与厨房之间的门，一股寒风扑进来。我喊他快关门，他没听见一样穿鞋，推开大门就要出去……‘关上门啊混蛋！’他穿着鞋跑回来，不知是用脚还是手给了我后背一下，我被他推得往前趴过去，男男被扔到水里，水一下就没过了脸……”
“某天我在做饭，让他给孩子换尿布，孩子不会老老实实配合，总是翻身，把他惹烦了，一大巴掌打在孩子屁股上………”
“我在里屋抱着孩子喂奶，因为什么事跟他吵架……他跑进来时我正抱着孩子，怕他伤着孩子，就赶快站起来，背对着他，把孩子护在怀里。他拿起皮带，握着皮带尾朝我狠狠抽来，皮带绕过我的腿，皮带扣抽到了左大腿后面，飞了出去………”
见面后，我问晓虹：“他打人的时候，你会有恐惧吗？”她的回答令我有些意外：“我就是怕他打着孩子，我倒不怕，他肯定打不死我。”
她说，如果他打得太狠，自己一定会还手。虽然她也知道，还手过去，一把就被抓住，“根本打不了他”，但从她的语气里，我听不到一丝怯意。
她向我坦承，如果不是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声称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激起了她的反抗心，她不会那么快就结婚。如果婚前相处得更久，男人把更多的样子暴露出来，她或许就不会和他更进一步了。
要不要离婚？这次的抉择比上次更难。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她还是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而且这个男人是她自己选的，如果还是过不下去，父母肯定要看她笑话。最重要的是，这是她“打心底里喜欢过的人”，那些美好的记忆会把她从愤怒和失望往回拉。
长久的犹豫中，她再度怀孕。
这是个计划外的孩子，她“不想在摇摆不定的婚姻中再让另一个孩子跟着受罪”。甚至就在刚刚得知她怀孕后，丈夫又因为琐事引发的口角给了她一拳。
她尝试了药物流产，没有成功。或许这个孩子还是想来，她这样想着。这个被留下来的孩子就是后来鼓励她写作的女儿瞳瞳。
晓虹为刚刚满月的瞳瞳洗澡
二孩出生后，丈夫没有任何长进，依旧是工作不干、家务不做，孩子不看，“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我怎么会有（离婚）这种想法’的表现”。
但最终先把离婚说出口的并不是晓虹。这两个字是丈夫施暴后的口头禅，晓虹深知他不久就会把它收回，然后道歉、承诺、讨好。他吃准了二婚的晓虹不敢再离。
然而，那次晓虹终于下了决心。她想通了，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更不好，每次丈夫当着男男的面发飙，男男都会使劲搂着她的脖子，腿也紧紧夹着她的身体，她能感觉到男男的恐惧。男男已经有了创伤，趁着瞳瞳还小，不如尽早和这个施暴者分开。
她很快带着两个孩子搬了出去，开始了单身母亲的生活。
好母亲，坏母亲
1997年末，晓虹推着男男、抱着瞳瞳，独自拿着72公斤的行李回了国。当时的她并不担心自己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在日本生活了11年，挣钱是她最有把握、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她先后做过近十种工作。前几年挣的是辛苦钱，在拉面馆做面点、在西餐厅洗碗、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在商场和电车站门口卖糖炒栗子、在办公楼当保洁、在居酒屋跑堂……后来脱离了体力劳动，入职软件公司，从零开始掌握了电脑制图。
第二段婚姻开始前，她琢磨出向日本介绍研修生的生意。婚后几年，生意走上正轨，每月能按人头拿到不菲的管理费。离婚时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手下的研修生有23个，高峰时的月收入折合成人民币有七万多块。
回国后，她立刻请了住家保姆，又买了套新房，是178平的复式。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比周围的同龄人要好。
2000年，两个孩子在晓虹买的大房子过的第一个春节
不过，经济实力是一回事，给予孩子的陪伴是另一回事。
为了把劳务输出的生意继续下去，晓虹每年至少有两三个月不在北京，要去外省过目别人推荐的研修生，还要去日本办手续。她不在时，保姆分身乏术，临时找亲戚帮忙也非长久之计。因此，男男升小学那年，晓虹便为他选择了寄宿学校，同时，4岁的瞳瞳也被转入寄宿幼儿园“提前适应”。
我和瞳瞳聊过，童年的她是否缺少母亲的陪伴？她说，只能在周末见到母亲，对她而言“是很痛苦的”，每到周日晚上她都会哭，“觉得特别孤单、特别悲哀”。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晓虹。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个可能得问瞳瞳”。
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地去成为一个好母亲：
在日本时，她每周末都和孩子们通话，直到他们不想说了才挂断，每次几乎都有一个多小时。去趟日本，话费就得花掉几千。
在北京时，周末总被她安排上有趣的行程，去吃孩子们爱吃的炸鸡汉堡，或者带着帐篷和手提冰箱去郊区露营，延庆、昌平、顺义、平谷，都留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足迹。
男男时不时邀请同学到家里，每次算上家长有十几号人，她会做日式咖喱饭和御好烧来招待，大家都很喜欢。久而久之，“能去男男家玩”成了家长激励子女完成课业的筹码。
每年圣诞前，她会和孩子们一起装饰圣诞树，挂上彩球、缠上彩灯、用棉花作积雪。然后关上灯，让他们在圣诞树前许愿，说出自己想要的礼物。在一旁偷听完，她悄悄买好礼物，等到平安夜放入孩子们的圣诞袜。
晓虹录下了孩子们对着圣诞树许愿的画面
在自传里，她回忆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刻：“孩子们第二天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激动地查看圣诞袜。看他们被我‘骗’到的兴奋样子，我觉得好笑又幸福。他们总是好奇圣诞老人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圣诞老人会穿墙，他们于是想不睡觉，等着看圣诞老人，我说不入睡圣诞老人就不会来……”
这份美好没能持续。渐渐地，在孩子们面前保持从容开始变得困难。
成为单身母亲的第6年，晓虹第一次发现男男偷家里的钱。惩罚从警告升级为痛打，后来还请派出所的民警帮忙教育，他仍屡教不改。
上初中后，他沉迷篮球，上课不听讲、放学不回家，成绩直线下滑。中考前给他请了住家老师，他却假装学校还没放假，每天掐着上下学的点去打球，把老师晾在家。
高一时，因为在球场得罪了学校的混混，他一个多月没去上学，也没参加期末考试，被学校劝退。好不容易有学校接收，他又偷偷翻墙出校，买了很多啤酒请同学喝，背了处分。偷不到现金，他就盗刷晓虹的信用卡，取了8000块，全买了耐克鞋。
另一边，晓虹的生意也出了问题。
2005年，她服务的日本工厂砍掉了一半的研修生名额，她的收入随之腰斩。3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日本深受波及，为了提高本国人的就业率，将中国的研修生名额从300万缩减到30万以下，她经手的研修生通通被拒，生意就此断了。
当时她和孩子们已搬进更大的房子——一栋252平的联排别墅，每月要还一大笔房贷，孩子们在私立学校的开销也不小。强烈的危机感下，她急着寻找其他挣钱的渠道，却一次次陷入骗局：被假古董商骗了40万；被表弟拉去给违规的彩票店投了80万；被朋友带进网络传销，损失了20多万；别墅也被人拿去抵押贷款，承诺的高额利息却没履行……
她的精神一步步到了崩溃边缘。那个笑容多过冷脸的母亲不见了，当两个孩子“不听话”时，她的愤怒很容易被引爆，动手的频率越来越高。
瞳瞳记得，从初中起，她不再觉得晓虹是个好母亲。家里常年气氛阴郁，母亲和哥哥上演过“很可怕的场面”，母亲也总向她“撒邪火”，最狠的一次，打得她从脖子到大腿全都是伤。相比于状况频出的哥哥，她并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被那样对待的事”，母亲能用的理由，几乎就只有她的屋子比较乱。
上一代粗暴的育儿风格被晓虹继承，而她多年后才有所察觉。“我小时候是这么挨打长大的，到了孩子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孩子们终有长大的一天。男男高中毕业后去了日本，不论申请学校还是打工，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依然没有改掉他的贪婪，晓虹填不完的窟窿，他就找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填。
瞳瞳再度对母亲改观是在成人礼时，母亲在学校统一要求下写的信，竟让她泪流满面。信的内容她已记忆模糊，但整封信满溢的、毫不掩饰的母爱，她如今回想起来，仍有暖意在身体里升腾。对母亲的恐惧和抵触，在她流露出这一丝的柔软后，瞬间消散了。
重新认识母亲
晓虹写的每个章节，瞳瞳都是第一位读者。晓虹告诉我，如果没有女儿的鼓励，她是坚持不下来的。她原以为自己能“写个几千上万字就不错了”，没想到最终写了近21万字。
女儿曾经给她发过一张图片，两个年轻女孩窝在沙发里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她们都在读您的自传，希望连载给她们”，读者沉浸的神态给了她最直观的鼓舞。
晓虹和瞳瞳的聊天截图
此前，瞳瞳对于母亲还是女孩时的人生不太能感同身受。她从三四岁起就听母亲唠叨姥姥姥爷的暴力和偏心，二十几年，一再面对激动的倾吐，她似乎免疫了。
“但文字是平静的。” 这次她终于能沉浸到母亲的讲述中，去体会母亲半个世纪前的生活。在母亲的自传里，她第一次得知了舅舅儿时的种种行径。她很少听母亲讲舅舅的坏话，没有这些，她无法“真正get到”母亲当年的感受。
对于母亲的第一段婚姻，过去她仅有的信息来源是两三年前偶然翻到的一份材料，那是母亲第一次离婚时呈给法院的。其中令她印象最深的，一是那个男人曾想强行和母亲发生关系，二是母亲刚到日本时不会说日语，也没有经济来源，当时她看到同胞见面会的海报，激动地拿给丈夫看，想请他陪自己去参加，结果被随意敷衍过去，没有去成。
“我当时看了特别心碎。”回忆至此，瞳瞳哽咽了，这是我们几次谈话里她唯一的哭泣。她说，从小看到的母亲都是“风风火火的女强人”，而母亲写下那份材料时，比她看到它时还小几岁，她想象出一个低姿态的女孩的模样，内心备受冲击。同时，她也给母亲的第一任丈夫定了性——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对母亲没有爱。
但在自传里，母亲写到他时，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怨气，对他的某些缺点也着墨不多。相比于那种恶狠狠的形象，他更像个书呆子，有些传统，有些邋遢。而且他是喜欢母亲的，母亲提出离婚时，他一直在挽留。
过去，母亲口中的父亲和她眼中的父亲也判若两人。她听得最多的，就是父亲不管孩子，甚至对哥哥下过狠手。
有记忆以来，她和父亲见面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小学时，心理上依赖母亲的她，即便见到的父亲看上去很温柔，仍默认他如母亲所说“是个混蛋”；初中时再见父亲，“既没有很抵触，也没有很喜欢”；高考后被邀请到父亲的城市，开始感受到他出于亏欠而努力想让自己开心，加上他的一些正义之举，对他有了些好感，也怀疑母亲谈及他时是否夸大其词。
通过母亲的自传，她认为有了相对客观的视角去看待父母的关系。除了早已熟悉的对孩子不负责任的父亲，她也看到了被爷爷奶奶捧在手心的父亲，和母亲刚刚相恋时的父亲，以及到日本后被母亲养着、自暴自弃的父亲。“他们那会是无解的，我爸要想成熟，必须失去我妈。”
离婚后，瞳瞳的父亲明白无人依靠，开始努力学日语、打工。后来他入赘到一位日本女性家，认真工作，参与育儿，也不再家暴。晓虹对此并不愤恨，她同意瞳瞳的观点，和自己在一起，这个男人是不会改变的。但她不后悔：“不后悔和他离婚，同样地，也不后悔和他结婚。”
刚回国那几年，很多朋友给晓虹介绍对象。她对再次组建家庭没什么兴趣，但盛情难却，就去见了几个人。后来她和朋友说开了：“人家不是丧偶的就是离婚的，他有他的孩子，我有我的孩子，那不是两个人过在一起，是两个家庭组成在一起。”她觉得肯定会围绕孩子产生很多矛盾，自己不擅长处理这些，就断了再婚的念想。
她说不准对爱情本身还是否有向往。很多时候，她不想再去喜欢一个人：“我这人是付出型的，如果真的喜欢，我一定会付出很多。付出太多，就会受委屈。”她不怕付出，但不希望再受委屈。
有时她又怀疑，要是真遇到了那个人，会不会又推翻这些想法？“可能也会想跟他在一起，无论结不结婚。”但这二十多年，她再没遇到过心动的人，再没体会过当年在火车上和看到瞳瞳的父亲时的那种悸动。
对于最黑暗的那段日子，瞳瞳也有了新的认知。
2015年，没有收入又屡屡被骗的晓虹忍痛卖掉别墅，填了各种窟窿后，剩下四百多万。那笔钱足够她后半辈子租房生活了，但她丝毫不能释怀，像接连输钱的赌徒一样，“老想找个机会捞回来”。
一个姓周的男人给她画了很多饼，北京、内蒙古、山东都有大生意可做。老周连哄带骗，把她的四百多万几乎全拿走了。受其牵连，她甚至因为涉嫌合同诈骗进过派出所，被释放后，当地的混混堵在派出所门口，她手机被抢、车胎被扎，想尽办法才脱身。
晓虹拎着从渔民那里买到的海鲜，沿着海边回出租屋
那几年，晓虹不止一次想过自尽。被抓那次，她一度担心自己的命就要交待在那了。但她从未和孩子们袒露这些。
因此，瞳瞳对此一概不知。六年级时，她第一次听母亲说家里的收入降低了很多，但初中3年，她并未感觉生活质量有明显下降。直到高中，她发现母亲会严厉地要求他们，不在房间就要把灯和地暖关上，稍有松懈就引来高声呵斥，她才对家里糟糕的经济状况有了实感。
家境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她读了母亲的自传才清楚。在老周集中出现的章节，她批注道：“妈妈是个骄傲的人，脆弱的心境不会说出来……那时我只知道要卖房子了，很难过，不知道妈妈压力大到不想活，更不知道这些可怕的事。希望天下父母都可以平等地跟孩子沟通，放下‘父母枷锁’，适当展示脆弱有利于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理解！”
站在新一代独立女性的视角，母亲的很多决定都是瞳瞳做不出来的。她会直白地对母亲表达自己的看法：母亲为了摆脱姥爷而踏入婚姻，她说“等于对婚姻没有冷静思考”；母亲不想和第一任丈夫凑合，又怕离婚后会被指指点点，她说“他们说就说去呗，管他们呢？自己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亲戚借钱不还，母亲心里憋着气，又顾及脸面不想太强势地去要，她说“面子最不值钱了”……
很多时候，母亲也觉得当时的决定是错的。听了她的话，会回一句：“我当时要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但瞳瞳也对母亲说，自己没有生长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她去走母亲的路，或许也会有相似的选择。
“把开水泼回去”
我曾向瞳瞳分享贯穿整个阅读过程的矛盾感，也是最为晓虹惋惜的点：
一方面，她敢于出走，而且行动力很强。比如，和弟弟吵架那次，她连夜搬出了家；向第一任丈夫提出离婚的第二天，她就拖着箱子去投奔东京的朋友；为了让自己在经济上更独立，面试软件公司时，从未摸过电脑的她，逼着自己用5分钟记下了键盘上所有字母的位置。
另一方面，她在出走后，并不总能在心理上与想远离的关系成功切割，尤其是在原生家庭方面。做实验员时，尽管是领导敲打她回家看看的，但她每次都会主动买上五六块钱的吃喝（那时她每月的伙食费还不到10块）；第一次结婚前，她把两三年的积蓄拿给父亲买冰箱，导致婚后不得不借钱买机票；到了日本，大件的进口指标都留给了家人；后来做劳务输出，各种亲戚是最优先的，还让表弟“帮忙”搜罗了好几年候选人，把费用分去一部分。
为何母亲总是不能100%地出走？瞳瞳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觉得母亲一直渴望被认可，尤其是被姥爷认可，那种渴望甚至到了“钻牛角尖”的程度。
瞳瞳的猜想很准确。晓虹和我讲了更多自传没有提及的“断亲未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每次从日本回来，没换完的日元和用剩的人民币都归父亲。“他说，那个钱别带在身上，再丢了，留下吧，等你下次回来再花。下次回来，（他）还给我吗？肯定不给我了。”正当我默默为她打抱不平，她接着说：“其实我每次都多带，就是为了给他留下。我不还是为了让他高兴？这就是我傻的地方。”
将母亲的自传上传到豆瓣时，瞳瞳将标题定为《谷底不黑》。晓虹觉得这个标题蛮贴切的，自己的一生的确很坎坷，尤其是卖房后，别说谷底，都到地底下了，但她并不认为这些经历很灰暗，如果有重来的机会，她还想要跌宕的人生。
自传开始连载后，陆续有了成百上千的读者。晓虹特意注册了豆瓣账号，每次更新后的两三天，常常蹲在评论区。留言的大多是陌生人，有称赞她生命力蓬勃的，有共情她赚到钱时的开心的，有赞同她离开家暴丈夫的，也有心疼她掉入骗局的。她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正反馈，原来“我的这些经历对别人是有价值的”。
但她依然觉得，这辈子“没有哪个阶段符合我定义的成功、或者让我特别满意的”。她说自己始终是失败者。
这几年，晓虹独居在日照。起初她是为了老周口中的工程而来，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这座四线城市，绿化好，气候也舒服。她租了套70平米的二居室，10分钟就能走到海边，她每天都去散步。回到家，那只名叫栗子的暹罗猫一定在门口迎接她，就像她的另一个孩子。瞳瞳把自己的名字给了这只猫——她的英文名是Lizzy，读起来就像栗子。
晓虹与栗子
每月，晓虹能领到两千多块的退休金，已经工作的瞳瞳也会给她打钱。除去1250块房租，手里能有三千多块，足够维持生活了。
最终章发布前，晓虹断更了两个月。她一直对瞳瞳说，老周的生意是假的，但日照的工程是真的，她已经辗转联系上了“真正的”施工方，为自己谋了份差事。她相信，等了7年的工程就要开工，等自己拿到工程款，给自传“一个快乐的结尾”。
晓虹在日照的海边放风筝
瞳瞳不希望母亲一门心思等着这个很可能不存在的工程。她相信母亲还有很多可能性：母亲会说日语，可以偶尔给日本人当当地陪；母亲做饭好吃，可以接点上门做饭的活；母亲的手很巧，还在服装厂工作过，可以试试给宠物做衣服。挣钱不是目的，主要是给生活填充点新的色彩。可母亲总是说：“再说吧，我现在没那个心思。”
最终，在瞳瞳的劝说下，晓虹给自传收了尾。在结尾里，她写下了自己最理想的生活：“在一座漂亮的山里弄一块地，亲手砍木头盖房子，弄个大院子，在院子里种菜、种花......”就像李子柒那样，她这样向我概括。我鼓励她，现在就可以尝试这样的生活，但她觉得还不是时候。
晓虹与瞳瞳的近照，两人一同去看电影
这几年，她的朋友圈签名一直是：“面对别人泼的冷水，先接住，等烧开了，再泼回去。”她仍在期待“把开水泼回去”的那天。
她盼着让老周付出代价。她咨询过，如果起诉老周，律师费至少要20万，但老周已经无钱可赔，这20万注定是要打水漂的。老周如今正因另一桩诈骗案在监狱服刑，预计2025年春天出狱。她希望在那之前通过工程赚到大钱，起诉老周，延长他的刑期。可能的话，再给妹妹和两个孩子买几套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