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便捷购买《文化纵横》2017年10月号纸刊。
宗喀·漾正冈布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巨浪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本文探讨近年来化隆地区“斡回”（藏回），尤其是青年“斡回”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变化。根据我们的调查，这种较急剧的文化变迁，其主要动力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是族际互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增强，化隆“斡回”青年一代的民族认同正变得模糊，他们的传统文化中从他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斡”文化（藏文化）特征正在淡化。
▍弁言
这里的“斡回”指的是生活在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边界上的一类人，他们的祖先是信仰佛教和本教的藏人，改信伊斯兰成为了“回民”（穆斯林），却依然使用他们世代使用的母语藏语，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仍保留了一些藏文化的传统。现在世界上“斡回”最集中的地区是印巴交接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拉达克（Ladakh，藏文la-dwags）和嘎格(Kagil)地区、拉萨、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化隆县（安多夏群地区）卡力岗、群廓尔、甘都等地。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和嘎格地区三地的“斡回”人口总数约近100万，卡力岗、群廓尔、甘都三地的藏回估计有5万左右。
在国际学术界，这群人被称为“Tibetan Muslim”，意为说藏语的穆斯林或藏人穆斯林。相对于汉语“藏回”，“藏语穆斯林”更容易理解。汉语普遍称伊斯兰为“回教”（一些地方，如台湾当局官方仍如此称呼），信仰“回教”者被称为“回民”或“回回”,所指（与）“穆斯林”（Muslim）相当，一般来说并不强调民族属性。
现在生活在青海化隆的母语为安多藏语的穆斯林，他们普遍自称“斡回”（即其他学者所写的“藏回”），当地普通藏人等讲藏语时也往往自称“斡”（wod,安多藏语对藏语书面语bod 的变音，义为“藏人”），对说汉语的穆斯林普遍称作“嘉回”（意为“汉回”），普通藏人等讲藏语时也往往称说汉语的穆斯林为“嘉”（“rgya”，意为说汉语的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河湟泯洮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与新疆等地的穆斯林相比，可谓“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日常生活中更注重自己的“回”或“穆斯林”身份。我们注意到，化隆、循化地区的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青年在择偶问题上倾向于选择穆斯林，但往往不介意“民族”、不介意与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是否一致。
在现在的青海省化隆县群廓尔（chu ‘khor）、卡力岗（mkhar sgang） 、甘都以及周边地区，生活着数万的“斡回”：一个说藏语安多方言的穆斯林族群。这个藏语穆斯林族群的伊斯兰化过程按当地人的口述历史和传说开始于四代人之前。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调研显示，化隆地区的“斡回”保留了比现在更多的藏文化特征。然而在我们的调研中可以明显看到，在年轻的一代许多“斡回”当中，藏文化特征正在迅速地褪色。
2011年7月至8月间，我们师生一行人在化隆县政府所派熟悉当地民俗、精通藏汉语的专人陪同下在“卡力岗”德恒隆乡、群廓尔镇甘都的唐寺岗、甘都镇府所在地等地进行了为其10余天的较深入的调研，深刻感受到此三地“斡回”群众正在经历剧烈的文化变迁。这之前的数年间我们还接触到许多在成都、广州、深圳、格尔木等地的许多“斡回”朋友（开饭馆的占相当部分），2013年我们在格尔木等地还与数位来自群廓尔等地的“斡回”生意人和政府公务员深谈。
我们观察到，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青壮年外出打工和开饭馆等所致。响应青海省政府支持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化隆县政府近几年来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发展“拉面经济”。在离开家乡前，很多“斡回”青年并没有明确的汉语语境下的民族身份意识。但到了汉族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东部地区，又接触到其他地区的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在与他们世代生活的语言与文化相当迥异的社区中，他们开始新环境下的身份认同，以他们得到的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所界定的“回族”为基础,他们的“回族”身份的认同得到加强。同他们有共同语言和共享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被认定为“藏族”的认同感逐渐减弱。
▍“斡回”的历史记述
一般学者都只知道“斡回”集中在卡力岗山区，“卡力岗”一词意为山陵地，位于青海省化隆县境内的德恒隆、沙连堡、阿什努三个乡。从近几十年一些研究者和作家在他们发表的作品中看,他们所谓的“安多藏回/化隆藏回/卡力岗人/卡力岗藏回/夏群藏回”等指这部分人。这些藏回专家发表的文章已累计超过百篇，都局限于谈论“卡力岗”地区绝大部分的 “藏回专家”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尚不知道在群廓尔和甘都等地分布有数万的“斡回”。群廓尔和甘都的藏回人数要远远多于卡里岗藏回。
关于“斡回”的族群来源，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安多本地藏人。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当地群众的有关他们的历史记忆比较模糊，对自己家族和村庄的记忆只能上溯到上个世纪30、40年代，更没有文字记载的家谱、族谱。“斡回”的早期历史很难依据文献进行考证。当地人解释自己的族源，只说是有位道行极高的“马太爷”来到这一地区，显露了不少神迹，劝导当地“斡”（藏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斡回”老人们说，他们的祖先受到“花寺太爷”的教导而开始信伊斯兰教的。这位“花寺太爷”可推测为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最早的领袖人物马来迟。
著名回族社会活动家、学者薛文波先生上世纪50年代进藏时路过循化县，见到这里的“斡回”，就认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藏人。他写道：
青海、甘都、化隆等地之人亦有称撒拉者，此乃藏族信仰伊斯兰教者，固有不同于循化之撒拉族，而习惯上亦称为撒拉族。按清初，甘肃临夏有马来迟阿訇身入藏区宣传伊斯兰教。有部分藏族人接受伊斯兰教，因与撒拉族地区接近而讹称为撒拉。清时，有称此部分人为‘番回’，此名称有‘番’字，含歧视意，不足取，今称之信仰伊斯兰的藏族便是。
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化隆“斡回”中有不少人也会讲撒拉语，印证了薛文波在六十多年前的见闻。当地撒拉族与“斡回”通婚的例子很多。此外，薛先生观察到的化隆藏回在六十年代还居住藏式建筑：
藏族与伊斯兰教之关系，可以青海化隆县卡而冈地区之藏民信仰伊斯兰故事说明之……昔日我在西宁遇一翁，人称之为卡而冈大人，小帽白须，穿回族之便装，语言类临夏口音，初以为回族，后始知为藏族的穆斯林……兰州大学汪受宽同学曾在卡而冈藏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谓该地区藏民伊斯兰化已深，除住室保持旧日一些形式外，宗教彻底改变为伊斯兰教，民族意识亦有转变，自称回回，不承认是藏族。
据查，马来迟，1681年生，卒于1766年，河州人，是花寺门宦的创始人。他于1728赴麦加朝觐，然后到也门、巴格达一带游学，学习了苏菲派神秘主义教法，回国后成为花寺门宦的创立者，在甘宁青一带传教，影响颇深。花寺门宦以其装潢华丽的清真寺建筑和拱北而得名。马来迟从何时开始在化隆地区传教，已经很难考证。大体上讲，从约乾隆十五年马来迟回国到他去世，共约10年间他一直在青藏高原汉藏文化交界地方传教,传播花寺门宦的教义。花寺门宦在卡力岗地区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按照李耕砚、徐立奎先生在1981年的调查，卡力岗地区的“斡回”及藏回普遍笃信花寺门宦教派，这成为马来迟在此地传教引导藏族群众改信伊斯兰教的主要依据。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化隆地区的“斡回”群众追随新教“伊赫瓦尼”派也较多，化隆县宗教局的官员告诉我们，“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新教和老教发生过几次冲突，甚至发生了械斗。新教人数增加较快”可见在近三十年里，化隆地区的“斡回”宗教文化发生了不少改变。
▍化隆地区流动人口现状
“流动人口”指的是离开了户籍所在地的人口，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从农村析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人口可以分为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两类。在当前的中国，流动人口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乡村流向城市、由西部流向东部。化隆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出人口，年龄在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分散在中国内地人口较多的城市从事餐饮业和服务业等。
在“斡回”群众中，最早发生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化隆县政府倡导“拉面经济”，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甚至政府出面办起了拉面培训，化隆穆斯林的拉面馆在中国内地都可看到。化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十分繁荣。许多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随亲戚外出打工，每年冬天生意清淡时回家。化隆的藏人、“斡回”年轻人普遍能够讲较流利的汉语化隆和循化方言以及普通话，许多常年在广州等地的年轻人讲起藏语母语来反而显得有些吃力。
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属于候鸟式迁徙：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到临近城市从事一些周期短的工作，例如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商贩等。我们调研时正值夏天7、8月之际，许多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儿童，年轻人很少。“他们都‘抓经济’去了”在拉木村，78岁的M老人这样解释说。像这样的情况，在化隆县“斡回”村庄很普遍。
▍消失中的“斡回”文化
比较近三十年来学术界人们对化隆“斡回”的研究与我们看到的近况，可以发现很多藏文化传统正在迅速地从“斡回”文化中淡出。
（1）藏语母语的地位面临挑战：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斡回”当中，语言的使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首先，“斡回”群众无论老幼，都以安多藏语为母语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尤其是老年人和未入学的儿童,藏语仍是他们唯一的日常母语，但是以8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为界限，新生代的上过学，或正在上学和外地打工和从事饭馆等生意的许多青年“斡回”们的日常用语受到汉语的侵蚀，趋于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汉语化隆方言的倾向。一些中年人在小的时候会有藏语的乳名。80后90后年轻人在家使用化隆“思临该”（ziling skad即西宁、湟中等地的汉藏混合语“青海话”）、或者藏语和汉语化隆方言的混合语言的现象也可看到，在家使用经名、在外使用“学名”，使用藏语名的越来越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119号移民村巧遇一群两三岁大的儿童在村头树下玩耍，他们只讲藏语，他们讲得的都是非常纯正的安多藏语，可见在家庭中藏语的地位仍然占主导地位。我们调研时遇到的大多数村民，都异常热情和乐意主动地用藏语母语同我们交流。他们，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说能与我们讲bod skad(藏语)hang gi dga’ gi(非常愉悦)。
我们在深度采访群廓尔、卡力岗、甘都及在县城居住的数十位“斡回”中老年人时，问他们青年一代中藏语地位为何有下降趋势的原因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还是年轻人多在外地打工和学校教育所致。大多数“斡回”没有受到过藏文教育，学校也不提供这方面的机会,在校时间一长,只能听懂和说日常安多藏语，但不能阅读和书写藏文。
不仅仅是“斡回”，化隆地区的佛教家庭背景的藏人年轻人也很少有机会在化隆县本地学校接受藏语文教育，除非去藏传佛教寺院或找各种关系到海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藏文中小学借读。我们采访中遇到的许多年轻人汉语普通话说得都很好，但藏语说得明显不如老年人流利。
（2）藏饰藏服淡出日常生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学者的调查中，卡力岗地区的“斡回”们尚经常身穿藏袍、戴藏式皮帽、蹬藏式皮靴。然而当我们调查这些村庄时，已经看不到身穿吐蕃特服饰的“斡回”了。7月的卡力岗如化隆其他地方一样，正是盛夏。中年和老年男性多头戴白帽，穿长袖衬衣，挽起袖子，穿休闲长裤，脚上穿布鞋，和其他地方的汉语穆斯林群众没有太大区别；女性则穿对襟长衫，戴黑色头巾。至于年轻人的服饰则和城市年轻人完全一样，穿休闲的短袖T恤、牛仔裤、运动鞋。现代休闲服饰日趋流行，即使是幽静的卡力岗山区也如此。
藏饰藏服消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伊赫瓦尼的阿訇们禁止藏回穿他们的族上传承下来的藏饰藏服。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老教派的冲突就开始在卡力岗地区屡见不鲜，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十多年前，化隆县新教（伊赫瓦尼）和老教（门宦）之间发生过若干次械斗。近些年，冲突渐渐少了。现在伊赫瓦尼的“sgrigs lugs” 即 “规矩”普遍被斡回们接受。与宽仁的“老教”相比，伊赫瓦尼的阿訇们更加注重约束教民们日常生活，一些“斡回”群众告诉我们，穿藏服、唱藏歌的行为现在会遭到当地阿訇们的批评和谴责。
许多伊赫瓦尼的阿訇们对他们认为非穆斯林的文化都采取摒弃的态度。在阿訇们的倡导下，甘都、群廓尔、德恒隆（卡力岗）等地的“斡回”群众们纷纷烧掉了家中的藏服，扔掉了藏式挂毯，和祖先留下的藏人传统文化划清界限。
（3）饮食变迁：
卡力岗以及周边地区地势起伏，以农业为主，无法发展牧业，现在基本上不产酥油。几十年前，“斡回”群众和他们同源的藏人佛教徒亲戚们来往密切时，会吃藏人佛教徒亲戚们带来的酥油。“那时候，我们偶尔吃“玛尔”（mar即酥油）。”H老人告诉我们。但是近些年，人们一般从市场购买蔬菜水果，走亲戚时很少互送食物，连身边的当地藏人佛教徒邻居和亲戚们也少吃酥油了。
李耕砚、徐立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中发现，卡力岗地区的“斡回”群众普遍吃血肠、牛羊的内脏。笔者之一2008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数十次到位于成都春熙路附近的两家斡回朋友的小餐馆就餐，和经营这两家餐馆的来自化隆的“斡回”家庭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谈话用语为安多藏语）， 50多岁的H先生和40多岁的M先生分别是这两个家庭的家长，他们都十分好客和健谈，他们对整个藏语世界发生的事件十分有兴趣，问我许多问题。
但总体上还是我问的问题多，当我问他们“你们吃血肠或者动物内脏吗”这样的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东西不清真，我们不吃”。对于血，据说过去他们的家乡“斡回”老人解释说：“流出来的血不吃，腔子里的血可以吃。”他们承认“大承包”（30年前）以前，他们的确不像现在这样讲究“清真”。
（4）建筑文化的伊斯兰化：
在卡力岗、甘都和群廓尔的一些村庄，藏人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民居建筑从外观看没有什么不同（土围“庄廓”加平顶屋）。但当你走进“斡回”家土围“庄廓”，只是看不到当地藏人佛教徒家常见的煨桑台等。许多富裕人家喜欢用具有浓郁的一般周围汉回或撒拉略带伊斯兰艺术风格的砖雕装饰房子，这些砖雕大多采购自循化和临夏。
村民告诉我们：从前化隆地区的山区很封闭，人们很难采用外来的建筑材料，盖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现在家家都有小车，平时农用，既拉货又拉人，十分方便。村民们管这种小车叫“村村通”，经济条件宽裕一点的农家都有车库。“砖雕好看嘛！”一位村民说，“近一点就去循化买，要是买好的就去临夏。”临夏砖雕内容多以花鸟、草木、花瓶和几何图形为主。在化隆“斡回”群众当中，近年来颇受追捧。
（5）民俗节日、民歌：
在德恒隆，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和我们用藏语在聊天时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年轻时常唱的歌曲“勒”（glu），刚唱了一句，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闭上嘴巴，严肃地告诉我们，这种情歌在本地阿訇的教导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唱歌违反《古兰经》的规定。”老人这样解释说。当我们问“你们过 lo gsar （藏式新年）吗”，人们表示，从很多年前开始，已经逐渐放弃这个传统了。
（6）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2011年8月初，我们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在化隆县城一家饭馆遇到两位曾在阿语学校学习多年的藏语穆斯林青年,他们能讲藏语,但倾向于与我们讲“普通话”,其中的一位对“斡回”（藏回）这个词比较反感，他会激烈地要求研究生们称他们为回族。一些年轻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回族，说，“斡回”只是一群会讲藏语的回族人，他们的祖先来自中亚和阿拉伯。
十九岁的青年Z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们在甘都镇遇到他时，他刚刚从沙特阿拉伯留学回来，正在甘都镇的家中过暑假。对于我们调查的内容，他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我们不是藏族！”他态度十分激烈，“我们是正宗的穆斯林，和藏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你的家人会讲藏语吗？”我们问他。
“会，”他解释说，“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祖先和这里的藏族人通婚的缘故。其他地方的回族不是会说汉语吗？”接着，他开始给我们的几位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两名本科生讲回族的历史，按照他心目中建构的“回族史”，他坚信回族是“阿拉伯人血统纯正的后人”。
（7）族群记忆的模糊：
化隆地区的“斡回”群众本身也不大重视族群和他们村落记忆的传承。当我们问及某个村庄的历史、甚至某个家族的历史时，村子里的老年人只能给我们提供有限的记忆。“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三百年前信的伊斯兰教”——这是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听到的一种回答，或者“我们这个老清真寺是三百年前建的”。
起初，我们会把这个“300年”当作一个真实的时间数据记录下来，随着访谈的增加，渐渐地我们发现“三百年”是这一带“斡回”老人们表达时间的惯用措辞。他们无法提供更多族群和村落及家族记忆的细节——他们来自哪里、曾经居住在何地、哪一年“花寺太爷”来到卡力岗，等等。
于是我们改变了提问方式：“从哪一代开始，你们家开始姓马？”包括来自德恒隆的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告诉我们：从他的“a myes gi a myes”（即爷爷的爷爷）开始，他的家族开始在名字前冠以“马”的姓氏。保守地按照20-30岁为平均生子年龄，我们可以推算出2010-（20×4+60）=1870或2010-（30×4+60）=1830，他的“a myes gi a myes”（第一代“斡回”）大约出生在140-180年前，即公元1830-1870年前后。根据和在其他地方问到的结果校对和估算，我们认为，化隆地区的“斡回”普遍被伊斯兰化的历史约有近一百五十年。这和村民叙述的“三百年”大相径庭。
尤其在1949年以前的数十年间， “青马”军阀主政西宁期间，穆斯林，尤其是来自河州的在西宁据说容易谋到职位，当时有一句俗语：“学好河州话，盒子枪腰里挂。”一些非穆斯林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使改信伊斯兰教。在拉木村，一位中年人告诉我们：“我的祖父就是因为在政府里做事，才信了伊斯兰教。”
在唐寺岗村，我们见到一座看上去历史悠久的老教清真寺，雕梁画栋，装饰着漂亮的砖雕。按照一些文章的记述，这座寺建于1636年。然而马来迟在卡力岗地区活动的时间大致是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二十五年（1750-1760年），这座寺的始建年份显然被夸大了。我们在寺庙大门左侧一处不显眼的地方见到一块匾，由于匾的位置很高，加上年代久远，木匾颜色发黑，字迹十分不清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民国三十七年孟夏月（1948年农历四月）”这样几个字。
化隆“斡回”群众历史观念淡薄，为年轻人重构“嘉回”（汉语穆斯林或“汉回”）的族群记忆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斡回”青年的“回族”认同感在加强
促使“斡回”青年的回族认同感增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教育、文化等多重氛围的蕴染。
首先，效果最明显的应当是身份证制度。“我身份证上是回族”——我们经常听到“斡回”年轻人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份。政策固化了“斡回”青年的民族身份，无论“斡回”青年认为自己是藏族、回族、还是“斡回”，社会总在不停地提醒他/她“回族”的身份。这对于“斡回”青年的民族认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其次，宗教教派的影响力增强了。从访谈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文化的变迁。近三十年来伊斯兰教的阿訇们在礼拜时更加强调穆斯林严格遵守宗教规范，约束饮食习惯，而过去传统的当地阿訇们对藏文化，即他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持宽容态度。
第三，现代商业化的潮流冲淡了汉、藏、回等民族的许多传统民俗，那些依赖民俗存在的民族认同符号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例如人们渐渐不再穿手工缝制的传统服装，转而购买没有民族特色的商品服装。建筑材料从建材市场购买，房屋设计风格模仿城市，民居建筑里那些当地传统文化符号被外来的风尚所取代。
第四，族际通婚为家庭生活带来很多变化。我们见到了一些“斡回”年轻人，他们多数在城市打工，与传统文化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他们玩电脑、能说较流利的汉语、向往东部地区的生活，有的甚至到中东等地留学。“斡回”年轻人恋爱择偶的目标明确，均表示要在穆斯林中择偶，更加倾向于寻找兴趣爱好相投的伴侣。但他们并不太强调配偶是否“斡回”。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成长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我肯定要嫁给穆斯林的。”在119号移民村，一位藏语、汉语都很流利的“斡回”年轻女孩F告诉我们说。“想象一下，假如你家里多了个藏族姐夫，会是什么样子呢？”笔者问F的弟弟，17岁的男孩T。他笑着说：“那可能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问T：“你在心理上觉得和藏族人亲近还是和回族人亲近？”他显得有些尴尬，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们说：“如果说藏语的话，感觉藏族人更像我们，我们是“斡”（安多藏语bod， 即藏人），宗教上，我们是回族人。”
F和T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湖南某高校附近开拉面馆，因为常年在那里打工的缘故，他们的普通话很流利。暑假高校周边生意清淡，他俩便回家住几个星期。姐弟俩向往东部和南方城市的生活，也向往校园，他们希望自己将来能在当地扎下根。“他们那边机会很多。”F这样解释说。
▍“斡回”社会中残存的藏文化传统
尽管“斡回”青年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但依然有很多
藏文化特征留存在卡力岗、群廓尔和甘都人民的生活细节中，无时无刻不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族群曾经是藏人佛教或本教徒。例如神山信仰在卡力岗的一些村庄里仍在发挥着作用。在拉木村，尽管神山上的藏传佛教寺庙已经被毁了，但是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时，家人还是要到“溪达”（gzhi bdag , 及山神）神山脚下祈祷。
藏语的使用在留守人群中继续发挥主体作用，老人、中年人、以及留守在家中务农的青年人，依然使用藏语为主要语言。外出打工的候鸟式流动人口，会在家中说藏语，在外生活时与不会讲藏语的人使用汉语。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东部地区成长，说流利的普通话，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赚更多的钱。
许多人的名字保留着藏族特色，如马扎西、马索南等。
在地名方面，我们注意到多数“斡回”村庄的名字、以及各个“斡回”聚居的乡的地名，都还是藏语地名，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生活着“斡回”的地方，地名皆系纯正的藏语，如“群廓尔”chu vkhor（河流回转的地方），“卡力岗”mkhar sgang（有山的地方），“拉木”lha mo（拉毛，女神），“甘都”kamdo（河水汇合处）这几个主要的化隆地区的大地名，都是化隆县乡镇一级的斡回的聚居区。
在服饰方面，在甘都镇的唐寺岗村，笔者搜集到一件可谓是珍贵的文物。86岁高龄的马乙沙尼老人从沙发下的柜子里，自豪地取出一件“左华”（“stsog pa”藏语藏蒙式羊皮袍子）。老人回忆，就在几年前他还常穿。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件制作考究的皮袄两襟和下摆上绣着充满藏式风格的红、黑、黄、绿四色滚边。无疑它是一件一个或许即将彻底融入汉语穆斯林大家庭的藏语独特族群的历史见证。
我们为这一即将彻底消失的文物的发现而兴奋不已。马乙沙尼老人非常留恋他年轻时代的生活，热情款待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穿上漂亮藏服时的自豪。说起年轻人连穿上“左华”（藏文“stsog pa”）后不会扎腰带，老人表示深感遗憾。马乙沙尼老人主动穿上这件很久没穿过的藏袍，与我们合影留念。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找到“革礽”（“ske ring”腰带）。老人郑重地把这件满载着厚重历史气息的“stsog pa”赠送给我们。离开化隆后，我们将这件见证“斡回”历史变迁的文物转赠给了西宁的一家博物馆。
在拉木村南边的工什家村，我们采访了一位72岁的“斡回”老者W，听他讲，在他小时候，村里还留有一座由几位喇嘛常驻的佛教的“贡巴”（dgonpa。即寺院），虽然那时寺院周围生活的大多已变成穆斯林，但每年 “lo gsar”（新年），都会有外地的佛教僧人来这个寺院，打扫和粉刷。据他说那时“斡回”们对佛教贡巴和“阿可”（a khu,安多藏语口语，指佛教寺院僧人）也相当敬重，心存敬畏。后来工什家村的佛教寺院毁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工什家村是一个说藏语的“斡巴”（泛指藏人，包括藏人佛教徒和藏人穆斯林，但此处特指藏人佛教徒）、说汉语的“嘉回”（汉回）、说藏语的“斡回”（藏回）以及少量兼说藏语的撒拉人杂居的村庄，文化交融的特色在这个村庄表现得很明显。“藏话、汉话人人都会说一点，”王姓老人告诉我们，他的“根子”是“斡”（藏人），“大家还会讲一点撒拉话，‘嘉回’（rgya hui，汉语穆斯林）人家的孩子也经常跑到我家来和我的娃娃玩，但是家里的饭不吃。工什家上村没有“回回”，他们就养猪，我们这边（工什家下村）不养猪。”王姓老人家里种着一棵杏子树，我们去时，杏子正当成熟时，郁郁葱葱。W老人的妻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吃杏子：“索，索！（zo，藏语吃）”我们有的学生问W老人：“嘉回孩子来玩，吃家里的杏子吗”，他笑着反问：“为什么不吃？”
在甘都镇的拉木村，我们见到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清真寺，和一座只有12年历史的新清真寺以前殿和后殿的形式嵌套在一起。老清真寺的历史无人记得，只知道它初建时间在百年之前，清真寺一位满拉说此寺“大概有300年”，显然这个答案和德恒隆的“300年”不具太大史料价值，土木结构的老清真寺被水泥结构的新清真寺包在后面，里面保留着一些较老的壁画。壁画遵循伊斯兰规定，以山水花鸟为主，没有人物形象，画风依然是汉藏边界的风格。
随着调研团队一位成员(学生)一声惊喜的赞叹，大家的目光聚焦在后殿左侧一角的一块壁画上，一只绘有佛教万字“卐”图案的炕桌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黯淡褪色的画笔掩盖不住它焕发出来的历史的光辉。这块壁画生动地向我们描绘出在一百年前的和现在大相迥异的文化生态。
▍余论：文化变迁的模型和族群被创造的模式
群廓尔村村长回忆说，最晚在十五年前，他和他的家人还常常穿“左华”（藏袍），但在新教阿訇们的干涉下，只好吧藏袍都废弃了。让一个族群在很短的时间内和自己的传统文化诀别，这个过程中人们或许会经历痛苦、彷徨。倘若能够就近十五年来“斡回”们是如何主动和被动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上继续调研，我们相信能有更多发现。
化隆“斡回”的文化变迁不是特例，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多民族多文化和宗教融合地带，有许多这样的案例。我们于2006年在青海湟中和青海湖东北岸采访过 “蒙回”托茂人，1990年、2005年、2010年和2012年深度采访过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reb gong）地区说蒙藏混合语的铎铎人和藏汉混合语的桑格雄人，2010年我们在海南岛三亚采访过源于东南亚讲南岛语系马来语的被认定为回族的“回辉人”……这些地方的人民，他们的信仰、文化、认同、族属界定等还在经历变化或被他人人为改变。
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急剧工业化、城市化和通讯与交通革命背景下的生活方式的趋同、有政府经济和其它政策的驱动、有公民教育的涵化、有宗教和社会活动家及学术团体的推动、有流动人口带来的文化互动等。我们可以把“斡回”的改变看作一种模型。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化隆“斡回”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变迁、流动人口带来的族际互动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
本文发表于兰州大学《中国民族学》2015年第一期，经微信号“宗教人类学精舍”（ID：zjrlxjk）转载并授权刊发，诚表感谢，版面有限，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见纸质版。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文化
纵横
转载须知
后台回复“转载”获取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