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在以尊老敬老为传统美德的中国社会，随着老龄化浪潮的迫近，恐慌和焦虑的情绪随之产生，与老年人相关的退休、养老、医疗等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养老是一个多重复杂性交织的问题，关系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向度，对某一方面的过度强调或对其他方面的视而不见很可能导向简单化的片面结论。
有鉴于此，澎湃新闻特推出“变老的方式”专题，将以多篇兼具学术底蕴和现实关切的文章，介绍世界各个国家地区、身处不同文化和阶层的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希望打破对晚年的狭隘想象，使得未来更加有备无患，丰富而体面的老年生活更加可期。
香港，总是以一种高效严谨的方式运行着：繁荣、现代、国际化。列车准点行驶，犯罪率和税率处于低位，医疗和教育系统全球领先，天际线上总有更高的建筑出现，一切都令人惊叹。
这个弹丸之地地狭人稠，竞争激烈，人们工作压力极大。然而，这里的人们健康水平却极高，人均寿命更是高居全球之首。据201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香港连续三年蝉联全球最长寿地区。香港男性平均寿命为81.7岁，而女性则为87.66岁。
人口老龄化是东亚地区经济体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香港自然不可能例外。据香港2015至2064年的人口推算，到了2034年，年届六十五岁或以上人口将达总人口的28%，到2064年则飙升至33%。香港也将成为全球经济发达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而贫富悬殊也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触目惊心。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意大利，稍低于英国和法国。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16年基尼系数为0.539，比2011年上升0.002，创45年以来新高。最富有的10%的家庭其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近44倍，后者的月均收入是2560港元。香港的生活成本居于世界最高之列，对处于收入底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负担。接近一半（44.6%）的老年人在贫困线以下挣扎，他们退休没有保障，就业空间被压迫，到了60岁本该退休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因为无钱养老，面临困境。
谁来养老
长期以来，香港以“自力更生”、“效率优先”的理念主导着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选择市场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退休保障制度。现有的养老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和“综援” （类似内地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组成，资金由政府财政统一支出。高龄津贴为每月1345港元，针对70岁及以上的老人。综援申领的要求较多，对老人的资产和身体状况都要进行整体评估，最贫困和护理需求最高的老人每月可领取5930港元，而身体欠佳的老人可领取每月3485港元的补助。但这相对香港的物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单纯依靠政府的援助津贴很容易陷入晚年贫穷的境地。
养老金的第二大“支柱”统称为“职业储蓄”，也就是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这是香港的两大资金积累型的养老金体系，也是香港养老金制度的核心。顾名思义，强积金带有强制色彩，任何18至65岁在职人士都必须参加强积金计划。标准为雇员每月收入的10%，其中5%由雇员缴纳，另外5%由雇主缴纳，自雇人士供款标准为其收入的5%。雇员可自行选择投资计划，至65岁法定退休年龄时，雇员可一次性将累计收益及多年来累积投入的本金一次性取出。强积金制度从2000年起已施行十余年，参与率很高，但也不断遭各方诟病。环球股市大起大落，投资回报甚微，上班族还要缴纳不菲的基金管理费，根本无法指望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可以取出多少养老钱。
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及家庭资助”。香港市场上有丰富的养老投资理财产品，在职人士拥有多种选择为自己的养老投资。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投资产品开发得尤其充分，保险类投资产品的选择也比内地多, 对于高净值人士和投资者来说不仅保障性高，回报也比较可观。
在个人高收益的保障下，香港老年人寿命全球称冠。“有产”的香港老年人可以享受高效而低价的公共医疗体系，既有世界一流的医术，又有丰富完善的香港医疗保险计划减轻大病负担，还有菲佣解决照护需求，香港独具特色的饮食养生也功不可没。社会集体追求长寿，也催生了民众更强的健康意识。很多老年人每天早上会在这座城市的安静角落进行锻炼，这也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但是，香港现有的养老制度还远远算不上是全民退休保障。在实行该制度前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无法受惠；家庭主妇、残疾病患等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弱势群体，由于没有向强积金账户供款，老来就没有保障。而香港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质进一步恶化了这部分老人晚年境遇。香港经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重大变革。当时，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促使香港成名的制造业活动都移至中国内地，取而代之的是银行业、保险业、物流及房地产业，这些服务行业目前雇佣了将近90%的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的养老保障比较完善，而许多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则是全然不同的境况。对于没有技能或技能不足的人来说，香港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在这座繁华喧闹的城市里，不难见到两鬓花白的老人在餐厅、超市、商场、办公楼里面做着最低等的工作：收银、抹台、扫地、刷碗、清洁厕所。年过六十、辛苦了一辈子仍不能坐下来喘口气、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反而和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为着两餐一宿奔命，不敢懈怠。
社会一直有声音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让全港市民都获得福利，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或组织提出建议方案，例如年满65岁老人，单身资产不多于8万港元、夫妇两人资产不多于12.5万港元，每人可每月领取3230元退休金，预计25万人受惠。而这个方案遭到了年轻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一来会大大增加年轻一代的负担。据测算，这个方案到2064年累计新增开支总额为2555亿元，会令政府提早6年出现结构性赤字，财政储备提早8年耗尽。彼时，“社会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一床难求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老人患病、残疾比例也有所增加。据统计，2013年60岁及以上人士中，61.8%患有至少1种慢性疾病，28.4%至少有一项残疾。这些老人中，又有60%是独居老人，缺乏亲人照顾，独居有一定危险。但是，香港安老服务长期存在供给不足问题。香港2017年有6259名老人在轮候期间离世，人数创过去5年新高。至2018年5月，仍有3.8万名老人正在轮候政府资助床位。
随着老人护理需求增长，香港社会福利署自2000年起推出“养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符合资格的老人可以申请政府资助床位，包括公营性质的养老院（津助或合约养老院）床位，以及政府在私营性质的养老院购买的床位。但是，因为兴建院舍耗时长（一般最少需要5年）、业界人手短缺等问题，从2010至2011年度到2014至2015年度，轮候资助床位的老人增加了4598名，资助名额只增加了1457个；床位轮候时间也十分漫长，在2014至2015年度，入住公立养老院平均需轮候37个月，入住私营养老院的资助床位也需8个月。
除资助床位外，老人也可入住没有参与政府买位计划的私营养老院，但这些养老院只达到《养老院条例》规定的最低标准，缺乏监管、问题频生。有报告显示，这些养老院的住客人均面积为7.5平方米，每百名住客仅配有16.3名员工（包括护士、保健员、护理员等），与合约养老的20.8平方米、42.3人有显著差距。私营养老院也多次传出虐待老人的丑闻，如一家位于高楼内的重度护理养老院，将12名失去自理能力、坐在轮椅上的女性老人推到三楼露台，老人被迫脱光衣服等待洗澡，一等就两个小时。
为了缓解床位短缺的难题，香港政府近年开始推行老人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计划，目标对象为在中央轮候册中身体机能被评为“中度缺损”的老人，香港所有甲一级标准的安老院舍，皆可申请成为认可服务机构。院舍券试验计划原定于2015年9月推行，但随即发生大埔剑桥护老院涉嫌虐老事件，令人质疑私营安老院的服务质量以及政府监管能力。其后2016年3月，该计划再度实施，不过9月将计划范围扩大至所有甲一级安老院后，监管系统再度失守。社会舆论批评 “服务券” 计划是将安老的责任市场化、商品化，老人未必能够真正受惠。
由于日趋沉重的财政压力和被照顾的老年人精神问题频出，香港的养老模式开始逐渐向社区养老转变。社区养老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和集中院舍养老的优势，更加关注对老年人的心理情感关怀。社会福利署直接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资助，透过资助服务机构、援助困难老人，调控收费标准，改善老人养老处境。
“出口老人计划”
面对着四万名排队等待补贴型养老服务的老人，压力之下的香港政府正在寻求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养老合作，这也可能成为其解决长远人口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与内地产妇去香港生娃、内地各年龄段的孩子去香港读书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3年起，香港政府开始了一种新奇而独特的养老尝试——“广东计划” 和“福建计划”，为选择移居广东省或福建省、符合申请资格的年老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金额达1290元，另外豁免已经移居广东省、符合申请资格的老人须在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至少一年的规定。计划实施后，先后有将近两万高龄香港老人回到内地养老，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内地到香港谋生的老人。
内地广阔的空间可以帮助消化香港难以承受的老龄化压力。不少香港老人对去内地生活持积极态度，尤其是那些在内地有亲戚的老人，他们认为内地的养老院环境不错，也适于居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不可能像内地养老院这样为每位老人提供一个独立房间。另外，香港普通家庭居住面积过小，所谓的公寓也十分狭窄，一家人挤在一起，居家养老也捉襟见肘。搬到内地，居住环境会得到很大改善。
不过有不少老人对此没有兴趣，很多老人已经等待政府养老床位4年，不愿意放弃机会。另外，很多老人不愿意返回内地养老，因为在家中仍承担照料的任务，没有办法离开一直卧床在家、无法自理的伴侣。有些老人觉得家人前来探望不像在香港那么方便，老无所依非常孤独，他们更愿意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
内地物价上涨也是促使老人返港的一大因素。不少香港人当初选择到内地养老时，都带着相对丰厚的积蓄，怀揣着“内地物价低、港币值钱、空气好、住房宽敞”的颐养天年梦。但是，近几年随着人民币升值、内地房价物价上涨，环境问题凸显，一些内地港人年迈体弱多病，生活日益拮据，无奈之下选择踏上返港之路。
除了情感、经济和文化传统的障碍，香港政府的“出口老人计划”似乎还有个制度问题：一旦离开香港，就无法享受香港老人的许多福利。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市民能得到的政府津贴有限，而无论内地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向此类人士提供医疗福利。虽然香港公立医院要排队看病，但每人住院只需100元/天的福利还是让老人家安心，所以退休后去内地养老的香港人经常回到香港接受治疗。
针对这种现状，香港政府也增加对移居内地老人的支援，2015年，香港政府推出医疗券试点计划，返乡老人可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每年2500港元的医疗券。香港赛马会和NGO合作在深圳和肇兴设立了养老院，专门服务香港返乡老人。这两家养老院均提供医疗顾问服务，并为那些需要在上水北区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的老人提供交通服务。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