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当起义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两当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具体策划和组织实施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兵运斗争。起义是在陕西彬县、凤翔、凤县不断准备、谋划，在凤县决定，经省委同意，部队换防到甘肃两当时进行的，故称“两当兵变”。
一、起义准备
从1929年开始，根据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1929年3月至1930年7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点工作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要求有计划地派得力同志到“反革命”军队中去，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总的目标是把我党所掌握的秘密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武装，壮大红军力量。
驻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曾与共产党人有秘密交往，并在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秘密派遣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等党员进入该部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2月6日，习仲勋根据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利用关系打入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利用与该部支队长王德修的同乡关系，暂留该支队活动。按照省委“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的具体指示，随后到该支队二连任见习官。
1930年3月下旬，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在长武县的药王洞召开会议、成立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不久，党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派在支队担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同意在该支队建立党组织，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7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亭口镇，与镇骡马店主王子轩结拜兄弟，并使骡马店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杨虎城被任命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王德修部被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习仲勋任二营二连特务长，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随后，部队移防彬县。随着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中共陕西省委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计划组建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要求，习仲勋等人经过一年的努力，该部二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建立了士兵支部，成立了营党委会。
1931年5月，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并移驻凤翔县进行集中整训，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11月，该部奉命到达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该团一营驻扎在凤县，其中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扎在凤县县城凤州，二连驻扎在凤县双石铺，三连驻扎在甘肃两当县。期间，习仲勋以特务长身份为掩护，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通过个人言行关心士兵疾苦，通过整顿军纪掌握部队，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党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经常开展党的活动，起到了掌握和控制全营的中枢作用。同时，积极了解和掌握凤县情况，结识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地点。1932年初，习仲勋与凤州城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字希贤）等四人义结金兰，并拍照纪念。随后，习仲勋以刘尚志家为秘密集会点，经常召开地下党员会议、研究工作，开展兵运活动；还以打猎、游玩作掩护，经常在凤州城外的南岐山、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集会，交流情况，布置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施兵变奠定了基础。
二、主要经过
中共陕西省委对该部兵运工作十分重视。1931年春，该部驻扎彬县时，省委派省委委员焦维炽到一营党的地下组织讨论起义问题。该部驻扎凤翔后，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又到一营，秘密召开三天营党委会议，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变，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变后兵力单薄，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均未起事。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该团团长曹润华对王德修及其下属军官不信任，采取“掺沙子”的办法，逐步更换了连级军官。1932年初，曹润华决定一营二营互换防地，将一营调往甘肃省的徽县、成县一带。消息传出后，全营出现强烈对抗情绪，因为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山区。
习仲勋在凤县县城西门外主持召开营党委会会议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部队，士兵觉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消息传出后，士兵出现强烈对抗情绪；一营驻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会议决定，利用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派刘书林、张克勤到西安向省委汇报。省委同意举行起义，并指示起义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省委派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为特派员、张克勤为向导赶赴凤县。刘林圃到凤县后，直接到了二连驻地双石铺与习仲勋等人见面。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刘林圃宣布省委决定，习仲勋等人表示坚决执行省委决定，并议定了起义行动方案、行军路线等具体事宜。
3月底，曹润华下达换防命令，要求一营二营4月1日开始行动。1日早，王德修带领一连、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随营主力一起向两当进发。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与三连汇合后宿营。晚9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两当县城北街的一个骡马店主持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干部参加。习仲勋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并讲了开会的意图。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了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决定，并对起义做了具体安排。营党委会决定，当晚12点举行起义，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
4月2日凌晨，各连官兵按计划同时行动，该营三个连和机枪连部分士兵约300多人到县城北门外集合，起义初步成功。为避免意外变故，营党委决定兵变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早上9点多，习仲勋在太阳寺召集会议，研究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事宜。会议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政委，支队下编三个连。部队从太阳寺出发后，在宝鸡市陈仓区西部过渭河，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进入陇县八度、东风镇和千阳县的高崖、花花庙，行程数百里，与当地保安团作战十多次，均取得胜利。当部队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时，与国民党正规军杨子恒部一个连遭遇。为保存实力，习仲勋当即召开队委会，决定连夜向岳御寺开拔。到达目的地后，被土匪王结子的数百名步兵、骑兵包围，激战数小时，支队官兵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除少数人跑出去外，其余被缴械。三天后，在长武县亭口一带打探敌情和渡河地点的习仲勋、左文辉得知部队北进失利的消息，为最终没有把这支部队带到陕北苏区而抱憾不已。
三、历史意义
习仲勋等人领导组织的两当兵变，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是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基础。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武装起义，揭开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它和后来陕西党组织在陕甘地区组织领导的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f口起义、蒿店起义、耀县起义等武装起义一起，唤起了西北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国民党军队起到了一定的瓦解和破坏作用。
二是探索了“白色”建军的具体模式。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在陕北特委榆林红石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色建军”思想：即通过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模式创建党独立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两当兵变是我们党运用“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武装兵变，形成了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最实际、最简洁的方式，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三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两当兵变虽然未能实现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汇合的原定计划，但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和培养了习仲勋等党的优秀军政干部。这些先辈们根据部队实际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培育了许多革命骨干，他们在兵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四是对习仲勋后来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参加革命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活动，19岁的他正是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两当兵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记。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并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